2008/09/20

從NTU到NTU



我的第一本小說集《踏花歸去》,封底有一張作者照片,學生看見了,問我:「怎麼有那件NTU的T恤?」

那是大學時朋友送給我,台大溜冰社的T恤,雖然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溜冰社。



我想我的學生們想問的是,怎麼我的T恤上剛好寫了他們學校的縮寫。

是的,台灣大學和我現在任教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(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) 一樣,都是簡稱NTU。

只是巧合。

人生的機緣巧合,讓我在離開台大NTU十一年後,走入了另一個異國的NTU。

我喜歡NTU。在新加坡坐上計程車,說聲「NTU」,司機就會知道,如果遇到的是華人,年少時又讀的是華校(而非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英校生),往往可以聽一段新加坡的教育歷史。

好幾次我糊里糊塗只報了「去台大」,被計程車司機載到了台大醫院。

可能我無精打采,像個病人吧。

在台大讀了十二年書,好像和青梅竹馬的情人一起成長,以為彼此永遠不會分開。

直到確定必須分手,在杜鵑花城的最後一個春天,昔日俗豔的繽紛突然對我投以陌生的眼光。文學院的流蘇失去了細雪飄風的浪漫,欖仁樹也蒼老了許多。我漫步到醉月湖,大學聯考過後,我帶了課本和參考書到湖邊摺紙船,那時的我,又以為暗戀的台大絕不會對我展開懷抱。

無心插柳,卻綠柳成蔭。聽著傅鐘的聲響,離開傅斯年先生的墓園,我的活動場域,轉到了南港的傅斯年圖書館,然後又從南港漂遊到了南洋。

日前在課堂上向學生們談起王叔岷老師,聯想到傅斯年;讀著台靜農老師的書,說著海峽兩岸的學術傳承。剎時腦海閃過台大文學院二樓的窗景。我曾經坐在窗台上聽方瑜老師講唐詩,看著林文月老師從樓下走過。

什麼是大學的宇宙精神?如何要「敦品勵學,愛國愛人」呢?

從NTU,到NTU,我才明白我始終啜飲著文化的甘露,並自期湧泉以報。

(為台大中文系而寫)

2008/09/05

茶涼

2004年王老師壽宴


為了寫哀悼王叔岷老師的唁文,上網想多查一些有關王老師的資料,同時,更想知道網路媒介如何報導王老師逝世的消息。

結果,意外地,王老師晚年長期執教的台灣大學中文系、擔任學術諮詢委員的中研院文哲所的網頁上,一點訊息也沒有。王老師任職的中研院史語所,在首頁刊出了消息,不過內容有誤,把王老師的詩集《南園雜詠》寫成了《南園雜誌》。台灣中國時報在8月26日登的新聞,大概是從史語所得來,也寫成《南園雜誌》。我是8月27日收到國科會寄來,台大中文系請國科會代發的電郵,公告訂於9月2日於台大文學院舉行追思會。

王老師雖然一生作育英才,著作等身,但不是學術界的明星,更非社會要聞之主角,哲人其萎,媒體反應冷淡不足為奇。一位大陸的網友不知在哪裡得到了王老師逝世的消息,在部落格發布,語末又帶著保留的口氣表示:沒有在台灣的媒體看到消息,不能證明真偽。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,我是很尊敬的。

我們已經活在被媒體操控的時代,平面或電子的新聞,尤其是網路,是資訊的來源,也是謠言的淵藪。好像是在「百度」上,看到寫著王老師1973年退休,其實應該是1983年。1973年時,王老師還在南洋大學教書。網路上所有關於王老師生平或小傳的文字,幾乎都抄襲複製這一資料。更可笑的,竟然有「王叔岷,複姓王叔,名岷」的說法,簡直荒唐離譜極了。

一生研治訓詁校勘的王老師,在天有知,恐怕只有搖頭嘆息。身後的世界,即使曾經任職的單位,連他的著作書名都會寫錯,何況小輩們信筆胡謅,廣為流布。訓詁校勘,果然是「絕學」啊!

人走了,茶就涼了。

日後,也許連那茶杯也杳如黃鶴。

2008/09/04

從容

北京奧運閉幕那天,讀到台北媒體訪問英國駐台代表,對於四年之後倫敦奧運的期許。

受訪者回答:「倫敦不需要向世界證明什麼。」

一派從容與自信。

言下之意,似乎反襯了此次北京奧運的刻意與著急──急著向世界證明自己有能力擔當重任。

都說是「盼了百年」,爭取到主辦權時,那欣喜若狂像是打了世界大戰的勝仗。

所以要辦個「有史以來最好」的奧運。

我也為北京高興的。不是為能夠「與國際接軌」、「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」,我相信,奧運會造成的改變,能夠為蓄勢待發,蠢蠢欲往大國行列崛起的中國,帶來炫耀其自身榮光,以及暴露其卑微空虛的反思。

這對一個幾番浮沈興衰的古國是正面的刺激。

看開幕和閉幕式,動輒爆裂夜空的煙火,已經麻木。像是性興奮過度卻無法射精,只有焦慮。

五十一面金牌,壯盛的體育強國。在看到超過二十面金牌時,我已經厭倦奧運的消息。

那裡面只有奪金的壓力。我同情那些宛如機器的運動員,並且深深佩服他們的努力,可惜我絲毫沒有欣賞比賽的愉快感覺。

絕非我對中國存有偏見。也許我對國際各種運動比賽關心得太少,競技場上本來不是為了觀眾的視覺享受,而是現實的選手的職業生命。

但是能不能容得下一點「即使輸了,也很好看,很了不起」的餘裕呢?以成敗論英雄,果真是千古不移之理嗎?

是否因此,許多從小學習各種「才藝」──音樂、舞蹈、跆拳道等等的孩子們,在比賽或「晉級」失利後,就放棄了原本的「興趣」?「興趣」那麼不堪一擊哪?

這不算是風涼話吧。我的職業,也存在著「成敗論英雄」的危機感。

要求一定的期限,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,如果達不到「指標」,飯碗便不保。

於是,自己也進入了「生產線」。當學術研究工作和教育職責在時間分配上衝突時,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?還是「十年樹木,百年樹人」?

經常有人拿張愛玲的話「出名要趁早」來做口號,雖不是重視青春貌美的演藝事業,出名與否也變為成功與否的判斷條件。

《論語》裡不是說過:「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」嗎?

人家不知你有多大本事,有多響亮的名聲,就要想方設法露臉和證明。露了臉,證了明,這就揚眉吐氣了嗎?

「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」。但有的人離開了江湖,就是死魚一條;有的人明明已經是死魚,還賴在江湖,都說是「身不由己」啊!

我真羨慕自信與從容的人,無論在不在江湖、在哪一道上的江湖,都可以不必拼命去證明什麼,時而放射煙火般的光采,像與契合的人,相知相惜,輕鬆喜悅地相愛。

2008/09/03

蓮盡人已去──敬悼王叔岷老師

我對王叔岷老師的最深刻印象,是在2004年的春天。

發生過驚人的「三一九槍擊案」的台灣,乍暖還寒的氣候裡湧動著民眾渴望真相大白的熱情,九十歲高齡的王老師囑咐女兒王國瓔教授推著輪椅,帶著旗幟,陪同他走進街頭的人群。

國事怔忡,即使身體日益虛弱,記憶力大不如前,在王老師家聽國瓔教授說起父親的堅持,突然頓悟了什麼是「慷慨悲涼」。王老師畢生研治莊子與陶淵明,豁達大度,不忮不求,看似超然塵俗,有如清風明月,竟也有「天下興亡」的義憤。

我對王老師知道的太有限,只旁聽過老師在台灣大學開設的「斠讎學」和「詩品」課,還記得老師說《詩品》的作者「鍾嶸」的「嶸」,應該讀同「紅」音。老師的皇皇巨著《莊子校詮》、五冊的《史記斠證》等等,令人望而生畏。即使硬著頭皮翻閱,還是尊敬瞻仰的成份多,絲毫不敢奢想「有為者亦若是」。因此,我不是和老師十分親近的學生。然而,機緣巧合,王老師是我所任職研究所的學術諮詢委員,偶有拜會老師,或是賀壽的聚餐,我也就「混」在人間湊熱鬧。

去見王老師,我總是故意穿著大紅衣衫,我想老人家也許喜歡鮮亮活潑的色彩,有吉祥如意的兆頭。即使憂慮時局,在老師面前還是開開心心,談笑無際。那時,王老師已經不大能記得所有的人,可能正由於如此,本來在師門之外的我,才斗膽放肆的吧。

聽說王老師不吃圓形的食物,又聽說老師退休後愛穿牛仔褲、吃漢堡,我問老師:「漢堡不是圓的嗎?」

老師說:「壓扁了就不算圓的了!」眾人大笑。

後來捧讀王老師的回憶錄《慕廬憶往》,裡面也寫著老師幼年逃難,拒吃玉米和豆類,寧可挨餓和挨罵;老年卻不願違女學生勸食的美意,把湯圓壓扁了吃,真是一絕。

《慕廬憶往》裡讓我見到了孜孜矻矻專注於校勘考據學問之外,流露真性情的王老師。其中談到在南洋的經歷,以及尊師重道,令老師感動的星洲學生們。

1963年至1981年間,王叔岷老師在新加坡大學、馬來亞大學、南洋大學,以及合併後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,並擔任南洋大學中文系最後一屆,也是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的第一屆中文系系主任。前後近十七年中,在南洋大學就過了九年多,時間最長,對南大情意也最深。

在王老師的詩集《四餘齋詩草》、《南園雜詠》、《舊莊新詠》中,時時浮現星洲時光的履痕,尤其1981年出版的《南園雜詠》,更是篇篇作於南大。王老師自號「慕廬」,正是在南大期間。他年屆五十,台海兩岸阻絕,未能孝養高堂,後來得知雙親已經離世,取《孟子.萬章》所謂「大孝終身慕父母,五十而慕者,予於大舜見之矣」之意,當時南大中文系的蔡寰青老師為王老師刻「慕廬」印,一直鈐於王老師的墨寶上。

新加坡是王老師作育英才之地,也是1977年王師母驟逝,長眠毘盧寺的傷懷島。

1984年,任教於國立大學的國瓔教授赴故鄉成都與長兄國簡先生會面。第二年,因新加坡的地利之便,1949年之後留在四川,38年未見父親的王國簡先生在新加坡與王老師相聚。此後父子及孫子女又兩度於新加坡團圓。

1992年,王老師回到闊別四十餘年的大陸。晚年過著半年居台北,半年居成都的生活。

因緣際會,昔時在王老師詩作中經常吟詠的南大校園,成為我現在每日生活的場景。

走在南大湖畔,老師曾有詩詠湖中並蒂白蓮:「舉世滔滔悲混濁,在山泉水亦難清。南湖並蒂花如雪,一夜蓮開別有情。」

如今,蓮花早已絕跡,曾經坐待蓮花綻放的王老師,也已永遠離去。


2008年8月21日,王叔岷先生逝世於四川家中,享年九十四歲。

(2008年9月7日,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