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/05/21

走進江夏堂

可能是當年徐悲鴻的畫室




江夏堂祠堂

江夏堂外觀

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,徐悲鴻在南洋舉行抗戰賑災義賣畫展,期間還應泰戈爾之邀,去過印度展畫及演說。在新加坡時,徐悲鴻住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經理黃曼士(1887-1963)的宅邸「江夏堂」,位於芽籠35巷(Lorong 35, Geylang)。黃曼士的兄長黃孟圭(1885-1965)在巴黎接濟過徐悲鴻,並且介紹徐悲鴻前往新加坡,黃曼士與徐悲鴻遂於1925年訂交。

2008年5月17日,託廣洽法師紀念館館長永光法師之福,現在居住在江夏堂的黃水發先生之夫人王女士,允許我們進入參觀。

王女士說,近日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「徐悲鴻在南洋」畫展,為江夏堂帶來了好奇的遊人,甚至有人入內看到今日江夏堂的景況,在報端批評了一番,使她和家人都很不平。永光法師之前曾經在江夏堂隔鄰的新加坡淨宗學會修法,經常在江夏堂附近散步,是舊識,後來擔任廣洽法師紀念館的工作,雖然也在芽籠一帶,不過很少見面了。見到法師,王女士虔誠地雙手合十,法師說,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徐悲鴻在新加坡住過的地方就近在咫尺。

江夏堂外的招牌,是「南洋黃氏總會」,王女士說他們從馬來西亞太平地區來到新加坡,因黃氏宗親的關係住進江夏堂,負責南洋黃氏總會的工作,一年三至四次,接待來自各地的黃氏後人舉行祭祖的儀式。

這一棟結合西式造型和南洋木格窗的獨立兩層樓建築,四周是廣場空地,如今它的左鄰右舍都是水泥大廈,更顯得與眾不同。入得廳房,大堂正中懸掛著黃孟圭之父黃培松書於1924年(落款「民國十三年」)述其黃姓郡望的匾額「江夏堂」三字,左側則有入閩黃姓祖先宋朝峭山公及其夫人畫像。四壁牆面的照片,都是南洋一帶各地黃氏宗親會的團體合影。

大堂的中式家具有些看來年代久遠,但木質光潤,鑲嵌螺鈿的茶几與座椅精緻華麗,是江夏堂舊物。此外有綠皮沙發及大圓桌、大鏡面等。

穿堂有通往樓上的階梯,穿堂過後是祭祖的祠堂,供桌前是黃姓祖先雲公、歇公和峭山公畫像,兩旁則有牌位。祠堂牆上掛著一排排黃氏名人的遺照,黃曼士以及俗姓黃,也是福建籍的廣洽法師的照片都在其中。黃曼士身著唐裝,手執摺扇,果然是喜好收藏扇面畫,號「百扇齋」主人的風采。

樓下和階梯的地面以彩色磁磚拼貼,顯示當年設計之細巧。樓上則鋪紅漆木板,常年累月行於其上,紅漆大多已經剝落。陳家毅在其〈徐悲鴻與江夏堂〉文中推想,江夏堂二樓突出的部分,即樓下門前車道的上方,有如加蓋的露台部分,便是當年徐悲鴻作畫的畫室。不過王女士及其兩位女兒說,面對那個空間(如今改鋪大片地磚,木板窗戶也換成玻璃和鋁框,是個小客廳)左手邊的房間,才是徐悲鴻的畫室。

王女士還拿出家中的舊相片,她1960年代搬來江夏堂,屋外有四株大樹,樹根腐爛,於是砍掉,改種椰子樹,至今椰影婆婆。永光法師說他們還採食過江夏堂的椰子。現存約攝於1939年,徐悲鴻和黃孟圭、黃曼士及其外孫女在江夏堂外的照片,可以看出建築物外觀變化不大。

我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,對面正在興建佛教大樓的工地轟轟隆隆,明滅運轉的紅燈映照在窗板上,難以想像近七十年前徐悲鴻會在這個窗角,看到怎樣的南洋風光。

王女士說新加坡政府有意將江夏堂開放民眾參觀,一人收費十五新元。我首先擔心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必定受到干擾。其實永光法師帶我們去江夏堂時,我也只抱著在門外張望,欣賞建築物的想法,沒料到有緣入內,當然也打攪了他們。幸而他們對出家人很敬重,對我們也很和善。他們住在江夏堂,為南洋黃氏總會工作,等於也是照顧了房子。

本來我和其他談到過江夏堂的人一樣,都認為江夏堂是黃曼士的家產,後來讀到亞洲糖業大亨,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辦人郭鶴年(1923-)談他收藏徐悲鴻的畫作,以及老舍的文章,才曉得其實不然。

江夏堂是黃氏宗親會物業,黃曼士本來住在牛車水的武吉巴梳路(Bukit Pasoh),老舍於1929年底到新加坡時,曾經由人介紹認識黃曼士,想請黃曼士安排工作,不過那時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。在〈還想著它〉一文中,老舍提到了這件事,當時黃曼士便是住在武吉巴梳路。

根據郭鶴年的回憶,黃曼士大約於1937年遷居芽籠。1963年黃曼士病危,唯恐寡居的獨生女兒黃奕超和她的四個子女必須搬出宗親會館,提出以家藏的徐悲鴻書畫為交換代價,請求郭鶴年讓他的後人住在黃仲涵園(Oei Tiong Ham Park)郭的舊宅。黃仲涵園位於荷蘭路(Holland Road),正如王女士所述,黃曼士的女兒有時還從荷蘭路回到江夏堂取走一些東西。郭鶴年則接收了當年黃曼士擁有的多數徐悲鴻作品。

如今,江夏堂除了一幅徐悲鴻為黃曼士繪的畫像,沒有遺留徐悲鴻住過的痕跡。那幅畫像,還是歐陽興義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在江夏堂大廳角落發掘出的,王女士說,那些人不說,誰也不曉得畫像有多麼珍貴重要,任其廢置。

回家後,找出了王女士談到,對他們很不公平的文章,是2008年5月12日《聯合早報》上,新加坡作家何華寫的〈徐悲鴻的女人和麻雀〉,內容有一段說:「在星洲的日子,徐悲鴻住在至交黃曼士的家——江夏堂,老房子還在,位於芽籠35巷,我去尋過,整幢建築徒有其表,十分敗落,除了『江夏堂』的匾額還掛在大廳,其他蕩然無存。二樓住了一戶人家,走道昏暗,室內雜亂,氣象慘澹。」

王女士說,那塊「江夏堂」的匾額還是她從屋後棄物裡找到,覺得應該不是普通垃圾,特別整理後掛上的。說他們「十分敗落」、「氣象慘澹」,的確令他們氣憤不滿。然而,我也注意到,作家在文末說到「和江夏堂一箭之遙的芽籠31巷」,那裡有現今新加坡重量級的畫家藝術館,與江夏堂風貌迥然,「兩相對照,不必多言」,頗有盡在不言中的感慨。

那不僅是對江夏堂,也是對被遺忘於蒙塵角落的歷史的感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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