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/05/22

零言碎語

善哉斯言:
聽說四川地震,喜瑪拉雅山因而長高了一公分。永光法師說:那一公分是人骨堆起來的。

事在人為:
一個人要對抗整個體制,那是自不量力。一個人要敢說出和多數人不同的意見,那需要勇氣。

領導:
沒有打敗的士兵,只有打敗的將軍。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,將軍的勝利,也是人骨堆起來的。

權力的滋味:
展現權力的方式之一,就是不讓別人好過。

如此這般:
我聽過的一場演講,聽眾問主講人:「今日講題某名詞似有典故原由?」主講人答不出。主持人為他解危,要聽眾回家上網查,學者是不用記得這種小事的。

自主:
敢不聽話,就要有挨罵的心理準備。大人也會挨罵的,小孩如果知道了,也許會開心。

文化奶嘴:
再怎麼努力的吸吮,沒有後繼泉源的話,你那文化奶嘴,畢竟是自欺欺人。

寫著:
當我寫著這些,時間從指端溜走,一朵花開了又謝,我不知自身是開是謝。

比較:
有一位朋友很愛比較。偶爾我拿LV提包,她就說:「我家有更大的。」一群婦人談起孩子,她插不上話,就說起以前養過,死去多年的狗。

最近心情變好的原因:
「日知其所無,月無忘其所能。」實踐中…

留下:
凡走過的,必留下痕跡。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;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。

因為你需要一首詩:
讓你的淚眼看花從花心裡流出。

藝術可以什麼都不是:
只要敢裝腔作勢。

友情:
你不必向我鞠躬道謝,我也滿心歡喜,感激你讓我的人生,有了重新選擇的餘地。

值得

2008衛塞節



和友人聊到新加坡對知識份子的對待態度。

具體地說,是我所接觸過的媒體、博物館,以及學校,對於學者發表言論和公開演講的對待態度。

有人好奇我應邀在2008年5月2日於新傳媒電視台「早安你好」節目中,談論柏楊的一生成就,拿到了多少車馬費?

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的電視台露面,先前看舞台劇「天冷就回來」以後,在散場時隨機被採訪的不算,當時有學生為劇團服務,見到老師很興奮,剛好有電視台在採訪,就慫恿我接受訪問。

這次是事先安排過,而且我也老老實實做了準備和「功課」,並且事前和編導溝通過訪問內容,我也提供了以前我在綠島旅行時,拍攝的綠島人權紀念碑上,柏楊作詩的兩張照片。

車馬費是零,出租車來回將近35新元全部是我自付。

事前請教過曾經上過電視台節目的朋友,他的經驗是:不會給出席費,出租車錢由於在電視台時只有去程的收據,所以回程要自己付。電視台在山坡上,要省錢搭公共交通工具很難。

新聞節目是上午七點開始直播,我的訪談片段在新聞節目裡。凌晨五點半起來準備,梳洗出門,依約於七點十分之前到達電視台,天還未明。陰暗中,電視台的燈光特別耀眼。

接待我的助理小姐被通知前來帶領我進入攝影棚,一邊說:「節目已經開始。」

大概是新聞節目,不像我在台灣曾經上過的讀書談話型節目,有造型師打理容貌,我在攝影棚的角落等候,坐上訪談的位置,和男主持人稍做溝通,直播節目就開始了。

大致按照預先設計的問題講述,整個訪談大約十二分鐘。起初我談得比較多,後來看見攝影機上「最後兩分鐘」的字幕,於是關於柏楊1981年訪問新加坡造成的轟動與影響,便草草帶過。所以後來我寫了專文,我想這才是對新加坡民眾和柏楊的讀者有意義的事情。

助理小姐非常客氣而有禮,她一直代和我接洽而因為當天擔任導播,未能親自與我見面的L小姐致意。指示我如何出門等出租車。

我把去程的出租車收據交給她,便道謝離去。

過了幾天,L小姐來email致謝,詢問如何把車資交給我。

我對新加坡的「規矩」並不了解,反問她:一般是如何處理?

我很少看新加坡的電視節目。在新加坡過了一年多,我才買電視。因為迎接婆婆來小住,年歲已高,行動又不便利的婆婆,在我家徒四壁的居所,我和孩子都出去工作和上學之後,一定悶得發慌。在婆婆光臨的那天下午,我買的電視機送來了,客廳本來「荒涼」的景象,才有所改觀。

受到種種限制,我住的學校房子不能安裝有線電視頻道,我跑了兩家提供有線電視節目的公司,得知「本公司在新加坡的覆蓋率是85巴仙(百分比),可惜你住的地方,是我們服務不到的15巴仙。」後來打聽到一家選擇性的有線電視措施,不過節目都是CNN、HBO、ESPN等英語頻道,而且收費奇貴,不符我們所需,結果還是只能看無線電視節目。

不是我批評,我的新加坡友人也說,新加坡的電視台的「競爭力」和「進取心」有待改進。例如中文電視台只有一家,除了少數的自製新聞、綜藝、連續劇節目,全部仰仗台灣和韓國等地區輸入。新加坡是亞洲的「輸入國」,飲水和食物由鄰國輸入供給,眾所周知。四面環海,卻沒有漁業;土地平坦,也只有少量的自種蔬菜。以前有養豬畜牧業,現在只有養羊,以羊奶及其乳製品為主,那牧羊場的看板做得挺大,我和孩子坐了出租車前去尋訪,覺得很像木柵動物園的「可愛動物區」。

總之,新加坡住民的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是被別人餵養的。這是政府的政策,外來者不必置一詞。但我有時實在難受,比如5月19日「衛塞節」的空度。來到新加坡兩年,今年才弄懂,「衛塞節」不是以前我曉得的4月8日「浴佛節」,而是南傳佛教的系統,以五月的月圓日為釋迦牟尼佛出生、成道和涅槃的日子,是東南亞一帶國家的佛教節日。

衛塞節是公共假期,平時我假期經常「出沒」的圖書館和游泳池都不開放。室溫三十四度,百無聊賴,打開電視,竟然又是「嗚啦啦嗚啦啦」的「大長今」,不知重播了幾次!我也納悶,以我稀罕的「開機率」,為什麼幾乎每回一開機,都有「嗚啦啦嗚啦啦」的「大長今」呢?更別說我看過2001年的台灣製旅遊節目了,不但不是旅遊新知,更是「明日黃花」。

所以,今年過了個鬱悶的衛塞節,看了三十分鐘「嗚啦啦嗚啦啦」的「大長今」,終於向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宣告投降。

回到我上電視節目的出租車資,為了搞清楚這裡的電視節目方式,很少開機的我看了兩三天的「早安你好」,每天都有一兩段現場訪談,有的是本地的股票分析師;也有應邀到新加坡開會,被請上節目談視力矯正的香港學者。這些人,都是自掏腰包坐車,大清早摸黑趕著上節目的嗎?

先前我提過去國家級的博物館演講,演講費不清楚的事情,台灣的朋友聽了,說:「他們不懂事。」

「不懂事」,說得真妙。電視台和博物館不是第一天開張,我不是第一位客人,這「不懂事」是怎麼回事呢?

「不懂事」,要說新加坡的文化水平太低,辦事者不曉得如何處理嗎?

這不能一味怪罪這裡西化的程度,我相信即使西方強權國家,比如美國,一定也有一套規矩,應對學者對於公眾的「知識貢獻」。資本主義本來強調的就是「使用者付費」,金錢可以購買一切,包括學問和他人的時間。

我有一種不被尊重的不愉快感覺。

金錢可以衡量一個人的價值,別人付多少錢給你,購買你的學問知識和時間,顯示你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。這是在新加坡待久了,被資本主義環境馴養出的觀念。也可能,在台灣被「寵壞」了,把演講和出席電視節目而得到實質的金錢報酬,視為理所當然,以為新加坡只是「行情」和「規矩」不同──沒料到是沒「行情」也沒「規矩」。

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,此地的媒體和公共機關可不是這麼想,他們認為是提供你曝光,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。你應該求之不得,哪裡還想伸手向他們索費呢?

怪不得我早就聽聞有些在新加坡的外來華人練得一身「商談」的功夫,對方有所要求,先談價碼再說,一分錢,一分貨。我起初不解,孔老夫子不是早有明訓: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」嗎?孟子老先生也說:「何必曰利?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一五一十地談利益,怎麼是「君子之道」?

不過,我也聽說:「君子愛財,取之有道」,現今華人知識份子的生財之道各顯乾坤,要說「利用」知識份子恥於談利的「高尚」態度,來獲取免費的饗宴,也未免太揩油了。

我在此公開說出自己的經驗,不怕讀者恥笑,而是深有所感,而且在新加坡幾度被「無厘頭」對待,頗有目睹南洋怪現狀之態,和盤托出,以與讀者「奇景共欣賞」。

比如今年三月應邀在一所初級學院(相當於台灣的高中二到三年級)的亞洲青年團體活動演講,主辦學校承辦老師先說明了演講費,我也得知出資單位包括新加坡的教育部。哪知在演講的前幾天,忽然來email說,由於經費不足,請求演講者把演講費「捐出」,口氣是很委婉,不過我看了email,只有傻眼,無言以對。後來是連繫此事的朋友提醒承辦者,沒有人如此辦活動的,對方才說照舊進行。

話再旁說一枝,在新加坡才領教了email的威力。此地經常一發送,或是一回覆,便是洋洋灑灑一拖拉庫的人,我每每收到與我無干的郵件,看了半天英文信,推敲酌磨,才確定此乃與我無干之垃圾,此類騷擾,令人不勝其煩。

故而我那連繫我去學校演講的友人才會受到波及,可不是我去告狀的!總之,一切照舊。演講過後幾天,送來一張表格,填妥送回。過了一個月,又來一張表格,要我去銀行辦理認證,帶身份證件,證明此轉帳戶頭為我所有。啊,算來又過了一個月,那筆演講費仍然下落不明。

想來,我特別懷念在台灣上節目、開會或演講過後,直接簽收領到的白花花現金,可以從信封袋裡大搖大擺抽出鈔票,吆喝周圍,呼朋引伴去吃喝一頓,以慰解工作的付出。

再往前說,認為我「提供你曝光,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」的想法,我也曾經揣度過。別說我區區十二分鐘的訪談,我聽說有台灣來的學者上新加坡的電視台節目,從總統大選的開票過程到分析選情、預測台灣的政治前途,幾個小時下來,也是分文未得,自嘲「愛新加坡」,「為新加坡服務」去了!

的確有人在媒體打出了知名度,逐漸建立了良好的「品牌」形象,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,後來經營直銷和保險事業一帆風順的。所以,結論就是:假如以後想在新加坡從事直銷和保險業,可千萬要把握在公眾環境曝光的機會。

以前在大學時請作家和學者來演講,曾經遇過直接詢問演講費,還被告知不要再送那些沒用的杯盤之類東西。不曉得為什麼,那時代辦活動的大學生總愛去「三商百貨」,買些看似典雅又實用的咖啡杯組來做為謝禮,時常受邀的作家和學者,一定家中「杯滿為患」了吧?況且,拿著一大盒易碎的陶瓷器,真的很不方便,如今回顧,也算是自己年輕時的不懂事啊!

今年5月5日,我在學校主動進行了一場演講,談的是徐悲鴻的「愚公移山」和「放下你的鞭子」兩幅名作。我想:如果可以透過教育傳遞文化和審美的訊息,推廣大家去美術館的興趣,我是樂於貢獻棉力的。朋友說:「美術館也會來找你給講座吧?」我直接表示:電視台和美術館都是營利事業,不是慈善機關,我自認不是唯利是圖的人,但我不想再被不尊重地對待,什麼事情值得我當「義工」,志願去做而樂此不疲,我心裡有數。

2008/05/21

走進江夏堂

可能是當年徐悲鴻的畫室



 
 
江夏堂祠堂

 
 
江夏堂外觀

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,徐悲鴻在南洋舉行抗戰賑災義賣畫展,期間還應泰戈爾之邀,去過印度展畫及演說。在新加坡時,徐悲鴻住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經理黃曼士(1887-1963)的宅邸「江夏堂」,位於芽籠35巷(Lorong 35, Geylang)。黃曼士的兄長黃孟圭(1885-1965)在巴黎接濟過徐悲鴻,並且介紹徐悲鴻前往新加坡,黃曼士與徐悲鴻遂於1925年訂交。
2008年5月17日,託廣洽法師紀念館館長永光法師之福,現在居住在江夏堂的黃水發先生之夫人王女士,允許我們進入參觀。
王女士說,近日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「徐悲鴻在南洋」畫展,為江夏堂帶來了好奇的遊人,甚至有人入內看到今日江夏堂的景況,在報端批評了一番,使她和家人都很不平。永光法師之前曾經在江夏堂隔鄰的新加坡淨宗學會修法,經常在江夏堂附近散步,是舊識,後來擔任廣洽法師紀念館的工作,雖然也在芽籠一帶,不過很少見面了。見到法師,王女士虔誠地雙手合十,法師說,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徐悲鴻在新加坡住過的地方就近在咫尺。
江夏堂外的招牌,是「南洋黃氏總會」,王女士說他們從馬來西亞太平地區來到新加坡,因黃氏宗親的關係住進江夏堂,負責南洋黃氏總會的工作,一年三至四次,接待來自各地的黃氏後人舉行祭祖的儀式。
這一棟結合西式造型和南洋木格窗的獨立兩層樓建築,四周是廣場空地,如今它的左鄰右舍都是水泥大廈,更顯得與眾不同。入得廳房,大堂正中懸掛著黃孟圭之父黃培松書於1924年(落款「民國十三年」)述其黃姓郡望的匾額「江夏堂」三字,左側則有入閩黃姓祖先宋朝峭山公及其夫人畫像。四壁牆面的照片,都是南洋一帶各地黃氏宗親會的團體合影。
大堂的中式家具有些看來年代久遠,但木質光潤,鑲嵌螺鈿的茶几與座椅精緻華麗,是江夏堂舊物。此外有綠皮沙發及大圓桌、大鏡面等。
穿堂有通往樓上的階梯,穿堂過後是祭祖的祠堂,供桌前是黃姓祖先雲公、歇公和峭山公畫像,兩旁則有牌位。祠堂牆上掛著一排排黃氏名人的遺照,黃曼士以及俗姓黃,也是福建籍的廣洽法師的照片都在其中。黃曼士身著唐裝,手執摺扇,果然是喜好收藏扇面畫,號「百扇齋」主人的風采。
樓下和階梯的地面以彩色磁磚拼貼,顯示當年設計之細巧。樓上則鋪紅漆木板,常年累月行於其上,紅漆大多已經剝落。陳家毅在其〈徐悲鴻與江夏堂〉文中推想,江夏堂二樓突出的部分,即樓下門前車道的上方,有如加蓋的露台部分,便是當年徐悲鴻作畫的畫室。不過王女士及其兩位女兒說,面對那個空間(如今改鋪大片地磚,木板窗戶也換成玻璃和鋁框,是個小客廳)左手邊的房間,才是徐悲鴻的畫室。
王女士還拿出家中的舊相片,她1960年代搬來江夏堂,屋外有四株大樹,樹根腐爛,於是砍掉,改種椰子樹,至今椰影婆婆。永光法師說他們還採食過江夏堂的椰子。現存約攝於1939年,徐悲鴻和黃孟圭、黃曼士及其外孫女在江夏堂外的照片,可以看出建築物外觀變化不大。
我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,對面正在興建佛教大樓的工地轟轟隆隆,明滅運轉的紅燈映照在窗板上,難以想像近七十年前徐悲鴻會在這個窗角,看到怎樣的南洋風光。
王女士說新加坡政府有意將江夏堂開放民眾參觀,一人收費十五新元。我首先擔心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必定受到干擾。其實永光法師帶我們去江夏堂時,我也只抱著在門外張望,欣賞建築物的想法,沒料到有緣入內,當然也打攪了他們。幸而他們對出家人很敬重,對我們也很和善。他們住在江夏堂,為南洋黃氏總會工作,等於也是照顧了房子。
本來我和其他談到過江夏堂的人一樣,都認為江夏堂是黃曼士的家產,後來讀到亞洲糖業大亨,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辦人郭鶴年(1923-)談他收藏徐悲鴻的畫作,以及老舍的文章,才曉得其實不然。
江夏堂是黃氏宗親會物業,黃曼士本來住在牛車水的武吉巴梳路(Bukit Pasoh),老舍於1929年底到新加坡時,曾經由人介紹認識黃曼士,想請黃曼士安排工作,不過那時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。在〈還想著它〉一文中,老舍提到了這件事,當時黃曼士便是住在武吉巴梳路。
根據郭鶴年的回憶,黃曼士大約於1937年遷居芽籠。1963年黃曼士病危,唯恐寡居的獨生女兒黃奕超和她的四個子女必須搬出宗親會館,提出以家藏的徐悲鴻書畫為交換代價,請求郭鶴年讓他的後人住在黃仲涵園(Oei Tiong Ham Park)郭的舊宅。黃仲涵園位於荷蘭路(Holland Road),正如王女士所述,黃曼士的女兒有時還從荷蘭路回到江夏堂取走一些東西。郭鶴年則接收了當年黃曼士擁有的多數徐悲鴻作品。
如今,江夏堂除了一幅徐悲鴻為黃曼士繪的畫像,沒有遺留徐悲鴻住過的痕跡。那幅畫像,還是歐陽興義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在江夏堂大廳角落發掘出的,王女士說,那些人不說,誰也不曉得畫像有多麼珍貴重要,任其廢置。
回家後,找出了王女士談到,對他們很不公平的文章,是2008年5月12日《聯合早報》上,新加坡作家何華寫的〈徐悲鴻的女人和麻雀〉,內容有一段說:「在星洲的日子,徐悲鴻住在至交黃曼士的家——江夏堂,老房子還在,位於芽籠35巷,我去尋過,整幢建築徒有其表,十分敗落,除了『江夏堂』的匾額還掛在大廳,其他蕩然無存。二樓住了一戶人家,走道昏暗,室內雜亂,氣象慘澹。」
王女士說,那塊「江夏堂」的匾額還是她從屋後棄物裡找到,覺得應該不是普通垃圾,特別整理後掛上的。說他們「十分敗落」、「氣象慘澹」,的確令他們氣憤不滿。然而,我也注意到,作家在文末說到「和江夏堂一箭之遙的芽籠31巷」,那裡有現今新加坡重量級的畫家藝術館,與江夏堂風貌迥然,「兩相對照,不必多言」,頗有盡在不言中的感慨。
那不僅是對江夏堂,也是對被遺忘於蒙塵角落的歷史的感慨。





2008/05/14

扒糞的文史研究

大概是我讀書太少,最近五六年來,才發覺文史學界暗自蠢動著一股「扒糞」之臭風。
文史研究者以資料為寶物,獲得第一手的日記和書信固然重要,但是大張旗鼓地掀人底,揭人謎,津津樂道的做法,直逼八卦刊物報導,我實在不敢恭維。
尤其似乎是「有志一同」,扒糞的對象近年集中於胡適。據我所知,日本、美國、台灣都有嚴謹的學術論著或是業餘的「素人」作品,陸續「出土」胡適「不可告人」的祕密資料。基於我對他們的不欣賞,這裡我不想談他們的名字和出版物。
胡適寫《四十自述》,公開自己的日記,以史學家的姿態減免後來研究者挖掘他的資料之苦,事實證明,用處不大,人們還是認為言外有意,弦外有音,仍有見不得天日的胡適值得一探。
說穿了,不只是針對胡適,這些美其名為「還原歷史真相」的文章,不過都在男女關係上打轉。
胡適一生只有一位妻子江冬秀女士,兩人性格與愛好迥異其趣是眾所周知的事。掀底揭謎的「歷史真相」說胡適也會「搞曖昧」,也會「生邪念」,而且中外女性通吃,在他「守身律己」的形象上大灑「汙點」,這能證明什麼呢?
證明他也是個有血性的男人,他不是聖人,他有心動的妄念,沒有行動的膽量。
So what?
我的意思不是非得為前人避諱,而是認為學者也應該有寬厚為懷的職業道德,「吹皺一池春水,干卿底事」,倘使研究對象的「風月情事」與學術無關,發表出來,是不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偷窺慾呢?
話又說回來,什麼是與「學術」有關,在「學術」掛帥,卻又影響力薄弱的今日,真有點講不清楚了。
也許可以這麼想:「學術」就是那池「春水」吧。有的人眼前是一汪澄碧;有的人喜歡攪和爛泥。

打電話到成都

新加坡的賑救四川地震義賣麵包



打電話到成都。
很快就接上了。Z老師說一切平安。
住在三樓,強震過後倉皇跑到戶外。
餘震不斷,左鄰右舍有人至今還不敢回家。
「擔心的是汶川和臥龍那裡,消息和道路還是中斷。」
成都下著雨。救災工作遇上泥濘,更加險峻。
那個被撼動搖晃的盆地,不知要壓毀多少家庭,平添多少亡魂。
天府之國四川。
因著我所敬愛的東坡,十一年前初進四川。濃烈的川菜,激盪的方言,在杜甫草堂前颳起一陣狂風,我連忙回頭望向仿製的茅屋,杜老也許奔走出破房,一心期許「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,風雨不動安如山。」感慨「嗚呼!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,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!」
瓦礫堆下還有掙扎的生命,透過螢幕,聽見小女孩微弱的呼救:「叔叔,我口渴…」
明皇幸蜀,抗戰遷都,政治危亡時聊以避難的西南一隅,如今,從地底竄出火辣的重擊。
創痕歷歷,2008年的中國,在世界的中心歡欣憤怒痛哭與揚眉吐氣,熱鬧紛擾。
而我,只能為我在四川的朋友們祝禱。
雨中的四川,天空替你們落下了更多的眼淚。

2008年5月17日,聯合報

2008/05/09

卜派國的英雄

談了兩次柏楊,讓人以為我是柏楊的專家,非也!以為我是柏楊的「粉絲」,那更是不可能。

「我的偶像」、「影響我最大的一部書」,這一類的作文題目從來就是我所畏懼的。我尊敬柏楊,尊敬他是一位作家,但我絕不崇拜他,不捧他做「人權鬥士」、「知識份子的良心」,在我的標準裡,柏楊連「知識份子」的資格都很難說。尊敬而不崇拜,我對柏楊如此,對徐悲鴻亦然。

大家都太高估柏楊涉及白色恐怖的冤屈,我在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,說他遭受「政治迫害」,心態和立場用的是中國古代「文字獄」的想法。「文字獄」的作者,有些的確是隱喻假託治世之心;有些則不明不白,「欲加之罪,何患無辭」;還有的,是「偷雞不著蝕把米」,「陪了夫人又折兵」,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。看看所謂的「大力水手漫畫翻譯事件」,就曉得柏楊是屬於哪一種。

那篇「誤譯」而惹禍的「大力水手」漫畫,始終被視為羅織柏楊下獄的導火線,李敖曾經在文章和訪談中,講過那不是柏楊親自翻譯的。沒錯,是柏楊僱用的一位菲律賓僑生所作。以柏楊的求學背景和英語水平,我不曉得他是否有能力獨立完成譯稿。

一般我們說柏楊本名「郭衣洞」,其實「郭衣洞」不是他自小的名字。在他口述,周碧瑟撰寫的《柏楊回憶錄》裡,他坦承在1944年,把同學「郭大同」的證件改造成「郭衣洞」,申請報讀東北大學。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偽造文書和謊報學歷,這種「素行不良」,懂得動歪腦筋,鑽漏洞的人,晚年被期待「為民喉舌」、「社會的良心」,真是十年河東,十年河西啊!

柏楊沒有完整的高等教育歷程,他有的是求生存之道和膽量,憑著假證件還敢在大學授課,在黨務機關工作,三番兩次見異思遷,另結新歡。如果我們蓋棺論定,審視柏楊早年的做人處事原則,我想是很可議的。他後來任職報章媒體,言論動見觀瞻,比寫小說還能立即發揮影響力,這種工作性質和站在講台教書一樣,都很迷人,也很容易讓人迷失,以為自己無所不能,什麼都懂,人之好為人師,往往會不知不覺忘了分寸,更難免會自我膨脹,產生啟人蒙昧,解人倒懸的幻想。

「大力水手」漫畫,就是他自作聰明的下場。

漫畫講到大力水手卜派(Popeye)和他的兒子在一個小島上,卜派為這個兩人的小島命名為「卜派國」(Popalania),並且說要舉行選舉,擔任總統,發表「競選」演說。原文如下:

Popeye: It's great to own yer own country. I kin be king president or anything I wants. I yam absolutely the absolute ruler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Popalania.
Junior: That's me.
Popeye: Popalania is goner be the most peaceful nation on earth.
Junior: How is ya goner manage that?
Popeye: It will be simple for a smart ruler like me to build a peaceful country. I will only let the swabs I knows I can lick become citizens.
Junior: Now that ya owns yer own country, how is ya goner rule it?
Popeye: We is goin to have free elections and I yam running for presidink.
Junior: How kin yer have an election when they is only two of us and one of us is running for office?
Popeye: And one of us is going to vote! I bought this country, I named it Popalania and I has th' right to run for presidink if I wants to.
Junior: Phooey! What an election! Yer the only candidate and I yam the
Only voter. They's on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! Is write-in vote
okay?
Popeye: As a candidate for presidink of this new country, I would like to
make a speech.
Junior: Okay!
Popeye: Fellow Popalanians. If ya votes for me, I promises to give ya peace, happiness and spinach in yer pots!
Junior: Hooray.
Popeye: And if ya don't vote for yer adoptid pappy, ya just might git
spanked.
Junior: Gulp!

我們看後來《中華日報》刊登的譯文:

父:我是國王,我是總統,我想幹啥就幹啥!
子:我哩?
父:你算皇太子吧。
子:我要幹就幹總統。
父:你這小娃子口氣可不小。
子:老頭,你要寫文章投稿呀?
父:我要寫一篇告全國軍民同胞書。
子:全國只有我們兩個人,你知道吧。
父:但我還是要講演,敝國乃民主國家,人人有選舉權。
子:人人?只有兩個啦!等我想想……嗯,我要跟你競選。
父:我先發表競選演說:全國軍民同胞們……
子:開頭不錯。
父:千萬不要投小娃票。
子:這算幹啥。

這顯然是不忠於原著的譯文。我們只關注柏楊把「Fellow Popalanians」翻譯成具有當時語境意涵的「全國軍民同胞們」,以為是對「fellow」一詞解釋的問題,沒想到兩相比對,才發現原文中,小卜派並沒有要和父親一爭長短,柏楊完全更動了原文的趣味點。他在給營救他出獄的孫觀漢的文章裡,表示為了增添趣味,他會把助手翻譯過的內容加以改編,卜派國的競選事件也是一樣。

柏楊可能不認為「不投你老爸一票,就打你屁股」有什麼好笑,這種「美式幽默」可能太過輕描淡寫,不能形成衝突,造就緊張關係。小卜派的「我要跟你競選」,卜派搶著說「我先發表競選演說」,促使父子兩人幾乎起爭執,「全國軍民同胞們……」的開場白,令讀者有貼近時事的親切感,所以小卜派也說:「開頭不錯。」
等到卜派以「千萬不要投小娃票」做為演說內容時,讀者的期待突然落空,有一種「啞然失笑」的餘味,這是小說家的筆法,是成為柏楊以前的郭衣洞鍛鍊出來的功力。

所以,「fellow」能不能翻譯成「全國軍民同胞們」,即使翻譯成「各位父老鄉親」,也不能讓柏楊洗脫他的「罪名」。

李敖也指出過,柏楊無心,也不敢「汙辱國家元首」。我們看柏楊寫的雜文,即便有批判諷刺意味的作品,涉及的仍是社會民生,而非政治問題。這位「人權鬥士」,是被時代環境和歷史潮流推向了前線。

高行健在《聯合報》2008年4月27日〈作家的位置〉一文中,提醒我們:「作家不是救世主,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」。

我尊敬柏楊,他縱使口舌便捷,仍保有「哀矜勿喜」之心,不至於苛刻。嘩眾取寵的作家,固然能得到一時的掌聲和光環,相信歷史會給予他們合理的評價。

凡是自以為是,自認要為人民代言的作家,都不過是卜派國的英雄,那個被他「代言」的小卜派,只是他自己的影子。

2008/05/04

綠島垂淚


柏楊被判刑十二年,後特赦,共九年二十六天

牢房




綠島人權紀念碑




大陸可戀
台灣可愛
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
──柏楊《家園》(1989)

在那個時代,有多少母親,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,長夜哭泣。
──柏楊題綠島人權紀念碑(1999)

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,不為君王唱讚美歌,而只為蒼生說人話。
──《柏楊曰:讀通鑒論歷史》序(2006)

2008年5月2日,應邀到新傳媒電視台「早安您好」節目談柏楊。

準備訪談的資料,找出三年前去綠島玩的照片,那個陰森淒涼的「綠洲山莊」畫面,在翻看時仍透著抑鬱。

充滿揮之不去的怨氣,儘管外頭是晴朗無雲的藍空,波濤無際的碧海,走入綠洲山莊,像穿行於墳場,只覺得寒。心寒,心跳加速,手腳冰冷。就是這裡了,讀過許多報導,原來是這樣的地方。

電視台的主持人微笑問我,我提供他們兩張綠島人權紀念碑的照片,「您去過那裡,說說看,那裡給您什麼印象?」

我說不出,至少我當下無法判斷,如何在新加坡說白色恐怖,如何解釋柏楊說的「那個時代」,逝者已矣。

那個時代,應該已經過去了吧?

小學的時候,蔣中正去世,學校裡設了悼念的靈堂。我們在左臂袖子上別了黑紗,那成為服裝儀容檢查的一部分,有時清洗制服後,忘了把「配套」的那塊黑紗別回去,輕則遭叱,重則被罰。

老師規定大家要去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,我不耐煩排著長龍的隊伍,便和同學偷偷溜走,更要緊的理由是:我沒見過死人,我害怕。

我害怕,死亡的恐怖陰影在每一次政治事件中是一片隨時捲來的烏雲。不用大人教我,我曉得大人的世界裡有一種禁忌,那種禁忌裡有默契,搞不清楚狀況和不肯屈服的人就會遭殃。

初中時,台灣和美國斷交。訓導主任要大家在川堂牆面貼的白布上簽名,表示抗議。我不知道簽名抗議能起什麼作用,美國人會管我們是誰嗎?

簽名中,出現了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──「林青霞」。玉女明星,怎麼會在一所女校的愛國簽名裡呢?

全校五千多位學生中,沒有和巨星同名同姓的。校方要徹查嚴辦把愛國當兒戲的「老鼠屎」。

大難臨頭的預感讓我們既緊張又興奮。訓導主任要惡作劇的人出來自首,否則他會查我們的筆跡,追出「兇手」。

「林青霞」的簽名後來被接二連三的別的事件掩沒了。

高中三年級我擔任畢業生聯合會的主席,負責統籌畢業紀念冊。我被三令五申注意,只要各班編輯的內容有涉及「共匪」,就要加以勸導,或者乾脆幫她們塗改。於是少女的夢幻中不能有星星,「五芒星星」要改成「五瓣梅花」。

大學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社團都從學長學姐那裡繼承三招兩式「打太極拳」的辦法。接到「想請你喝咖啡聊聊」的電話,父親比我還著急,那絕非追求者,不過是「約談」的委婉說法。

父親說:「妳太招搖了!」「妳穿牛仔褲上學,哪裡像大學生?是個太妹!」其實父親也曉得,約談我的並不是警察局,一旦往某一方面多想,恐怕連上學都不安全。

寫完半真實的小說〈五月暗潮〉之後,學生社團和學生運動好像準備從我的人生褪色了。十多年後我再和小說中的女主角相見,不敢問她有沒有看過那篇作品。我不喜歡真實成份太多的小說,然而那樣的時代,不以小說包裝,我簡直不知如何下筆。

李文忠在校園絕食抗議的時候,有同學問教杜甫詩的老師怎麼可以視而不見?

他就在教室窗外不遠的傅鐘下,穿著雨衣,戴著斗笠。有人說他被政治迫害;有人說他是職業學生。

教杜甫詩的老師說:「難道要我們陪他一起絕食嗎?」

蔣經國去世的時候,我和好友電話長談,為什麼沒有人採訪中文系的學者?只有學政治和法律的人懂政治嗎?

學問何用?

是啊,學問,那就是文天祥質疑的,「讀聖賢書,所學何事」嗎?

中文系的人讀聖賢書,落得個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的下場。象牙塔裡最穩當,即使我從沒想為了穩當窩居象牙塔。

平凡如我,也在政治的洪潮親身體驗暴力與醜惡、可笑與操控。

1990年,第一次離開台灣,出國的地方是「祖國」。

離開「祖國」的前一夜,坐在上海街邊的欄杆上,唱著「Yesterday,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…」

Yesterday,是那個時代,至今我無法確知是否與它告別。

報載柏楊遺願將骨灰灑在綠島海面。

願海水將他的骨灰漂送到天際,化為彩雲。


(不知不覺,寫到了五四的凌晨)



附:
「綠島人權紀念碑」本取名「垂淚碑」,後因綠島居民認為不祥而反對,於是改名。

柏楊在1999年12月10日(世界人權日),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上,以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致詞,表達他對人「人權」的看法:

人權,不單純的只是政治上的爭取、法律上的訴訟,而是一種思想的獨立,和人格的尊重,必需把人權觀念內化為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素質,落實在平常的生活之中。也就是說,人,要自己有尊嚴之外,還要學習如何公平的尊重別人的尊嚴,和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意見,在人與我之間,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,一切「強凌弱、眾暴寡」的強權野蠻行為,都用理性、公道、溝通、協調來取代,成就一個健康的社會。

2008/05/01

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

柏楊在新馬造成旋風


柏楊主編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》


2008年4月29日,柏楊先生逝世於臺北,享年89歲。

雖然早在2006年9月柏楊先生就宣布封筆,不再寫作和接受採訪,專心調養身體,這位一生「十年小說、十年雜文、十年牢獄、五年專欄、十年通鑑」,發表作品近兩千萬字的作家,終於在他與世長辭後,讓我相信他捍衛人權與民主自由的筆桿,已經真正放下。

柏楊的成就,在1999年6月10日至11日,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的「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」上,已經有學者發表過高論。我想談一談的,是大家稍微忽略,柏楊與新加坡華文文學的關係。

柏楊正式訪問過新加坡兩次,一次是1981年初,另一次在1990年底,他出席「儒家文化的特質」會議。我以為對新華文學影響較大者,是他第一次的新加坡之行。

1981年2月10日到15日,柏楊接受南洋商報和新加坡作家協會的邀請,由香港作家倪匡陪同訪問新加坡。這是他1977年從綠島出獄後第一次出國,他後來在文章中說,他已是「歷盡滄桑一老頭」(時年62歲),受到新加坡藝文界和讀者們的熱烈歡迎,盛情款待,「使我有一種好像是當了匈牙利親王的感覺。」新加坡之後,他受邀訪問馬來西亞和香港,也都颳起了「柏楊旋風」。

和其他台灣的資深作家比起來,柏楊較早注意新馬華文文學。早在一九五○年代,他就給吉隆坡的《蕉風月刊》寫過稿。後來主編《一九六六年中國文藝年鑑》,還特別另闢一章〈馬來西亞聯邦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概況〉,加以報導。

那次新加坡之行的收穫,可分兩方面來看。一是在文化交流上,柏楊親身感受了島國的社會與文化,他在〈中國人、中華人——新馬港之行,我見我聞我思我寫〉一文中,強調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體性,他請讀者不要把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混為一談,新加坡華人是血統和文化上的「中華人」,不是屬性意義上的「華僑」。

另一方面,在文學互動上,柏楊希望編輯一套新加坡和一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品集。他說:「新馬的作品,迄今還沒有引起強烈的共鳴。對新馬文壇而言,這是不公平的,在中華文化大傳統的洪流中,新馬作家們辛苦耕耘的成果,沒有得到應得到的尊敬。對中國文壇而言,這是不利的,台灣對新馬知道的太少,對真正同文同種的著作,竟沒有引進中國,這是一種損失,一種過失,和一種恥辱。」並且期待:「一旦新馬華文文學作品,在中國及世界發行,『製造』出來的,將是千千萬萬傾心新馬文學的的讀者。」

柏楊到新加坡的第二天,拜訪《南洋商報》時,就提出編輯華文文學作品集的建議。《南洋商報》的發行人黃錦西、總策劃鍾文苓、總編輯莫理光、主編張道昉等諸位先生,都十分贊同。第三天晚上,方修先生等人到柏楊下榻的美崙酒店聚會,初步決定以作家為單位,內容分為小說、雜文、散文、詩、史料五大部份,大概二百萬字之間,出版二十五開本五巨冊。

沒想到,新加坡的輿論界卻對柏楊的構想發出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,引起軒然大波。

關鍵在於,柏楊想主編的,是一套「文學選集」,還是「文學大系」?

對柏楊而言,「選集」和「大系」沒多大差別。

然而,在應鳳凰編輯,收錄柏楊此次新馬港之行的媒體資料一書《另一個角度看柏楊》裡,我們看到指出柏楊是外國人、對新加坡不了解、批評他沒有資格主編「文學大系」,甚至說他牽制新加坡的文化主權,主張抵制柏楊的呼籲。

柏楊的反應是:這些抨擊殺氣騰騰,對他如五雷轟頂,他最終決定以「文學選集」的形式出版。

或許柏楊有所不知,如今重新審視,原來,在新加坡的概念裡,「文學大系」的編纂是一項文史工作,不只是介紹作者和作品而已。也就是說,這是在為新加坡華文文學寫史,建國十多年的新加坡,由得了外人來寫華文文學史嗎?

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,和方修1970到1972年編纂出版《馬華新文學大系》,以及1971年李廷輝、孟毅、苗秀等合編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》,為「文學大系」的性質定位有關。

這些「文學大系」其實承襲了1935到1936年間,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,趙家璧主編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。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包括文學理論、史料,以及各文類作品等,總共十冊,各冊的主編如魯迅、茅盾等人,都是一方名家。作為總結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(1917-1927)的重量級選集,各冊的導言便儼然一篇文學小史。以如此的「文學大系」標準責求柏楊,顯然他是自不量力了。

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》在新加坡和台灣的幾位編輯共同合作之下,於1982年完成,由時報出版事業公司出版。這是一項創舉,它肯定新加坡華文文學和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一樣,具有自己的精神面貌,擴大了讀者群和研究者。

至於「文學大系」和「文學選集」名稱和意涵上的爭論,也讓新加坡藝文界反思了本國文學史,加深了創作的自覺意識。

如同柏楊在這套書的總序中所說的,這是給新加坡的獻禮。

2008年6月3日,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