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/12/04

奔馳










新加坡樟宜機場已經有二十五年的歷史,距離我所居住的大學宿舍大約四十分鐘的車程。
2006年7月16日,我和家人奔馳在橫貫全島的高速公路,一天之內,跑了三趟。
孩子不乏乘坐飛機的經驗,到「外國」也不是頭一回,在桃園機場等候時,還因為想到與同學分離而熱淚盈眶。我因為早起而昏昏欲睡,他卻遠望到海中進入眼簾的青翠島嶼而興奮大叫:「到了到了!我看見新加坡了!」
新加坡附近海島很多,真不知道他指認的是不是就是新加坡,反正,台北的總總先拋諸腦後,我們來到了熱帶島國。
從排隊入關,孩子就蹦蹦跳跳不肯安份,從前帶他搭機,還曾經離開隊伍跑出關防,十歲了,拉扯不住的大個子,我讓他自己通關,試試他面對陌生人的膽量。皮膚黝黑的馬來族海關人員很是親切,我先通關後,回頭看孩子接受詢問,他還有說有笑,不曉得怎麼聽得懂對方說的話。海關人員拿了幾顆櫃台上的糖果給孩子,他嘻嘻哈哈道謝朝我跑來。
還在等著提領行李,已經看見玻璃門外前來接機的友人向我揮手。行李轉盤轉得非常快,是我沒見過的速度,孩子追著行李跑,一會兒行李就轉回了平台裡。我拉下站上行李轉盤的孩子,這種速度要容易跌倒的,機場警察也過來制止。出門之前好幾回耳提面命,新加坡是法律嚴謹的國家,弄不好犯了錯,外國人也是要受罰的,嚴重的話還要挨鞭子!
孩子見警察來了,跳下行李轉盤,挨到我身邊。從小我要是不乖,外婆就會威脅我說警察要來了,或是說要警察把我捉去派出所關,我想到了新加坡,大概可以靠「警察來了」約束孩子的調皮吧。
不久,再度循環轉出三大兩小件行李,和友人走出航廈。馬來族的計程車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扛進後車廂,我才發現新加坡的計程車後車廂真寬敞又乾淨,不像台灣的計程車,後車廂總是堆滿了司機個人的雜物,請司機開後車廂,看見有限的置物空間,有時自己反倒不好意思「侵占」了他的地盤似的。
公路上,外子看見路橋上淡紫色的九重葛,問說那些是真的花嗎?開得那麼整齊一致。我說,這裡沒有明顯的四季,九重葛應該是經年常開哪!何必裝飾假花?初來乍到異國,我們都不免有些驚奇和土氣。
孩子指著經過的組屋牆上零星平鋪的紅白布塊,說:「看!新加坡的國旗!」那些國旗可能自從垂掛上去就不曾清洗,灰暗而陳舊,不仔細看,還以為是人家的桌巾或衣物。我向友人確認:「那些紅紅白白的,就是新加坡的國旗嗎?」友人說8月9日是新加坡的國慶日,大概為了慶祝國慶而預備的吧?
孩子頗不以為然,說:「國慶日應該掛新的國旗。」
我說:「因為他們很愛國啊,一直掛在窗外,捨不得拿下來,要讓坐車經過的人都看見,這是我們新加坡的國旗。」
近幾年拜世界杯足球賽之賜,孩子的所謂「國際觀」和對「世界」的認識都是從足球比賽而來。尤其是各國的國旗,更是令他津津樂道,辨識指認各國的國旗成了他的嗜好之一。他還告訴我:紅色代表友情,白色代表純潔,紅色那邊左上角還有月亮和五顆小星星,代表新加坡是新的國家,有自由和民主的理想。我真不曉得他對新加坡國旗的常識是怎麼來的,新加坡並沒有進入世界杯足球賽的最後三十二國啊。
暫時住在學校的招待所,有兩個房間,清爽而舒適。孩子打開電視,沒有他喜歡的節目,三個人便沈沈睡了個午覺。
準備第二天去學校報到的個人資料,突然找不到孩子的護照了!
為了訓練他獨立,這次我讓孩子自己保管護照,心想以後可以讓他獨自飛行,沒想到首度嘗試,就出了亂子。
怎麼要他回想,就是記不得護照可能掉在什麼地方。
我倒出所有隨身的提袋和孩子的書包,檢查每一個口袋和夾層,就是沒有護照的蹤影。
問孩子記不記得海關叔叔給了他糖果之後,護照有沒有放回書包?放回書包以後,拉鍊有沒有拉上?還是把護照拿在手上,出關以後去上廁所,順手擱在洗手檯?從行李轉盤跳下來的時候,書包有沒有掉落?
通通沒有印象。一個沈沈的午覺醒來,連自己怎麼回事都不知道了。
我立刻連上房間裡的網路線,查詢「樟宜機場」的電話號碼。
告訴對方乘坐的航班和抵達的時間,對方要我改撥失物協尋處的電話號碼。
重撥電話給樟宜機場的失物協尋處,對方問:「是哪個國家的護照?」看來遺失護照的人還不只一個。
沒有,沒有人撿到。
我又想,坐計程車時孩子因為窗邊的陽光而煩躁,不肯安份坐著,是不是他擠來擠去,把書包扔在車地墊時,護照順勢滾出了?
打電話向友人求救,問他是否知道今天乘坐的計程車公司名稱和電話號碼。並且非常羞愧地告訴他,孩子遺失了護照。
我的羞愧,有著「歷史」的前因。
1998年,我在哈佛大學的Harvard Square 一家法式麵包速食店失竊了背包,機票、護照、錢包,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在裡面。本來預定第二天返回台灣,這下子走不成了。報案以後回到旅館,才得知房位已滿,不能續住。在等待台北傳真來我的個人身份資料,去駐波士頓台北代表部重新辦理護照、重新買機票、排機位的那幾天,正是這位當時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友人解救了我,以及被我連累的同行友人,讓我們借住在他公寓的客廳,不至於淪為露宿街頭的無名氏。
老天如此捉弄人,這位友人在我身上,印證了「有其母必有其子」的老話。從大學畢業之後,我不曾和這位友人聯絡,得知他在哈佛大學留學,就趁訪問哈佛大學之便,見了一面。結果中午才見過面,晚上就打去求助的電話,幸虧有他慷慨的接納,讓我們兩位女不速之客,搬進了他和室友的男子公寓,造成的麻煩和不便是可想而知的。哈佛失竊事件之後,除了寫了封電郵表示感謝,匆匆過了八年。再度重逢,他已經是我在新加坡講學的大學老師,奉命來接機,帶領我辦理所有報到及安頓的手續。
歷史再度重演,中午見過面,晚上又接到我的求助電話了。
同樣是先打給計程車公司,得到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號碼,然後再問是否有人撿到護照?
這次比較麻煩,計程車公司的車輛全島跑,據說全島有三萬輛計程車,就幾家公司經營,一家公司少說也有幾千輛車,你們坐的是什麼顏色的車?車號多少?
記得是藍色的,司機是馬來族人。
那不夠啊,開藍色車的馬來族司機很多的。
再打電話問友人,是否可能知道今天坐的計程車車號?
拿到車號,又撥計程車公司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。
那個,你知道我們的車一天裡不是同一個司機駕駛的,你要告訴我,你幾點幾分從哪裡上車,幾點幾分在哪裡下車。
好吧,硬著頭皮再問一次,幸虧友人保留了今天乘車的收據,上面有完整的時間。
繼續打計程車公司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。
對方查出那位馬來族司機的名字,說會向他詢問,要我過五分鐘之後再打去。
五分鐘之後,得到的回音是:沒有。
我說,剛才忘了告訴你,可能掉在車子右邊的地墊,還是司機座位的下方……
沒有。我們司機交接車子的時候,都會檢查過一遍先,他說沒有。
好,謝謝。
過了晚上八點半,中午用餐的餐廳就在招待所的附近,在餐廳打烊前趕緊去問一問。
「歡迎光臨,我們快要關門了,你要吃飯嗎?」服務生大概看我有些面善,我說明了來意,直接走到中午用餐的座位,朝前後左右的地毯巡視。
中午休息時候我們會把餐廳打掃清理一遍,那時就沒看到哩!
回到招待所,我向一樓櫃檯打聽此地報案的電話號碼。
依照我的經驗(慚愧),重新申請護照應該先報案遺失。
坐在櫃檯的男士大吃一驚,連忙站起身問:發生了什麼事?發生了什麼事?
勞動到警方的事,那是非同小可。
我向他解釋,他拿出一張便條紙,用鉛筆寫下:「999」。
我正準備回房,他朝我背後叫住我:這種報案應該做筆錄吧?打電話就可以嗎?
「打999電話,警察會來這裡嗎?還是,我應該帶著孩子去警察局報案做筆錄?」我問他。
他看看我,歪了歪腦袋,說:「還是親自去一下比較妥當吧?」
好的。我問他,最近的警察局在哪裡?
他露出困惑的表情,說:「不知道呢……」
我謝謝他,反正撥打999電話能夠問得到吧。(後來我聽說,此地不是所有的警察局都是二十四小時服務的)。
不僅沮喪,我簡直全身無力,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就發生這種倒楣事,以後的日子怎麼過?
我躺在床上,這時責罵孩子也於事無補,誰讓我信任本來就粗枝大葉的十歲孩子呢?
打「999」之前,想再試一次樟宜機場。
畢竟,我對新加坡警務存有畏懼的心理,方才櫃檯那位男士不就一聽說我要報警,臉色大變嗎?
樟宜機場是嗎?嗯,我剛剛打過電話,是有關今天從台北飛來的……
「Yes!」
我還不明白她說的「Yes」是什麼意思。
我繼續說:大約是中午的十二點抵達新加坡,男孩子……
「Yes, We found it.」
是嗎?
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再三把護照的國籍、號碼、名字確認了幾遍。
之前打過電話,不是斬釘截鐵地跟我說沒有人撿到的嗎?
顧不得那麼多,我抄下了失物的編號,告訴她我馬上去領取。
「我們的部門十點鐘就下班,如果你來不及的話,明天早上……」
不不不,我說,我立即出發,十點鐘之前一定會到!
孩子大叫一聲:「萬歲!」好像失而復得是輕而易舉一樣。
請招待所櫃檯打電話叫計程車,即使機場方面已經說找到了,今晚沒有拿回護照,我就是不能安心。
計程車司機是華人,聽我們說要去機場,好心告訴我們:「現在已經沒有飛機了。」
我們不好意思明說去機場的目的,支吾以過。
我頻頻看手錶,九點十分,十點之前應該到得了機場。
連走帶跑直衝樟宜機場一樓「Information」服務台。報出失物的編號,兩位小姐,一位是華人,另一位是馬來人,都不是方才與我通電話的人。但是她們都知道我要前去領取,華人那位工作人員走往地下室。
孩子又開始活力十足,蹦蹦跳跳,說:「還沒吃晚飯呢!已經十點了!」
終於領回護照,這將近十個小時之內,你在樟宜機場的哪個角落,又是怎麼被人拾起,送交警方的呢?
我出示了我的護照,在領收單上簽名。孩子的爸爸要孩子向兩位阿姨鞠躬道謝,說:「這是在新加坡,要是在別的國家,撿到你護照的人隨便丟進垃圾桶裡,你別想找得到!」
「新加坡小嘛!」孩子天真地說。被他的爸爸敲了一下後腦勺。
在機場餐廳隨便吃了個簡餐,我們又奔馳在橫貫全島的公路上,今天,已經是第三趟了。